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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每人发1000元的深度思考

发布时间:2021-01-07 17:49:58 阅读: 来源:藤席厂家

题 记

我们坚信,对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这不仅仅是扩大消费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最有力的办法,也是熨平社会贫富差距,让人人真正分享改革成果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最有力的办法。

我们坚信,对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这不仅仅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社会意义。

我们坚信,对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这绝不是梦想,即使今天不做,不久的将来势必要做。这绝不是一时一事之需,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平稳发展,势必成为一种常态行为。

空谷足音,声振林木。

《证券日报》2008年12月17日发表的评论《刺激消费,直接发钱又何妨》,以及12月18日刊发的读者来信《给每人发1000元,为什么不可以》,一经刊出立即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由此而展开的《给每人发1000元,为什么不可以?——民主建言》大讨论,更是如火如荼,反响强烈。

1个多月来,社会各界乃至旅居海外的学者纷纷投书《证券日报》参与讨论,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中国经济网、CCTV等各大网站及众多媒体先后转载相关文章。十名学者日前还以联名的方式在讨论中提出“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民众发钱”的鲜明观点,并对具体实施路径进行了探析。

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项看似普通的民主建言,何以引起社会各界如此深度垂注?

深入分析,我们认为,“给每人发1000元”不仅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值得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汽集团副总经济师邢普曾提交过一份《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

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呼声日久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胡锦涛总书记这一严肃的要求,代表了深切的民声。

实际上,类似“给每人发1000元”,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呼声,近些年时有闪现。

较近的比较“正式”的呼声是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汽集团副总经济师邢普提交的一份《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邢普委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当时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

邢普的这一提案,一石激起阵阵涟漪,但终因这一设想在我国实在“太新”,后来没被“立案”而沉寂。

而随后,我国澳门、香港等地区效仿新加坡等国“全民分红”的举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欧元之父”之称的罗伯特·蒙代尔前不久建议中国政府向全国老百姓发放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最近日本向全民每人派发1.2万日元的“红包”、台湾地区向每位居民发放3600元新台币的做法等等,又让国人燃起对“每人发1000元”的期盼。

特别是,随着国际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家提出扩大内需保增长,“每人发1000元”作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选择,再次纳入社会各界关注的视线。

其实,邢普的提案,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溯源中国文化,先秦儒学就有关于社会正义的判定。孔子注意到社会分配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中国近代仁人志士都有过“均贫富”理想追求。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阐述其革命理想时,将建设“大同”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在当时既是经济的需要,更是政治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先富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在经济发展中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方向,使公平与效率兼顾,扼制两极分化,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关系,这成为我们党的基本政策。

因此,如果说,邢普委员提出“每人发1000元”,主要是作为当时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的话,那么,近期《证券日报》在CPI已明显回落、国际金融危机正向经济危机演变的新背景下,展开的《给每人发1000元,为什么不可以?——民主建言》大讨论,则是从刺激消费保增长着手,深度剖析其社会及政治影响,无疑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是扩大消费,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并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给每人发1000元”则是——   扩大消费保增长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我们知道,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演变为经济危机,全球经济悄然步入衰退周期,使得作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面临十分困难的窘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在此背景之下,扩大内需保增长便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而扩大内需不外乎两条路径:一是扩大投资,二是刺激消费。

目前,我国已经提出利用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总体思路,各地政府也提出了据称总计高达近20多万亿元的配套投资计划。此举非常及时且必要,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这一计划的实施需要一个过程,要见到成效再快也得一年半载,难以在短期内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分依赖投资拉动内需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以政府为主体的大规模投资,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合理增长,直接导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过去2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即是明证。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据国家统计局披露,2007年我国GDP中消费的比重仅为38.6%,与发达国家普遍60%-70%的水平相去甚远(图二)。

因此,我们认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是扩大消费,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并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给每人发1000元”则是最直接、最有力、最简单、最有效刺激消费的好办法。

首先,“按人发钱”有其理论基础,也有成功的实践。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早在1938年《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就提出了“社会分红”这个概念。他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GDP核算法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

在米德看来,国家理应“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同时,他还认为,“社会分红”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工具,在经济萧条时期能够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

米德的这一新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于是,该理论从西方到东方逐渐被广泛运用:无论美国,还是新加坡;不仅适用于国企利润大增时,而且适用于政府税收增收超过一定比例时,比如我国香港地区只要税收增长超过2%即考虑全民分红。

其次,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最终也要转化为消费需求,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而有实证研究表明,按人发钱比投资刺激内需具有更高的效率。

有关专家测算,同样一笔钱,用于投资大概有10%能转化为消费需求,而如果按人发钱,大概有83%会转化为消费需求。

这说明,为了启动同样大小的消费,让人民得到同样大的利益,使用按人发钱的办法只需花费投资的1/8就够了。这将极大地节约资金,极大地降低金融风险。

这也意味着,如果“每人发1000元”,共计发放约1.3万亿元,将会有上万亿元转化为消费需求。这将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

因此,有专家指出,按人发钱这项创新“工具”,比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可以作为宏观调控除了利率、汇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外的“第四杠杆”。

第三,普通老百姓不是有钱不消费,而是没钱消费。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的55.1%在贫穷的农村,城市人口的60%每天支出没有超过3美元,这些人口都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

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和乘数效应,穷人手中所增加的钱会更倾向于消费,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给每人发1000元”,这些钱到了量大面广的低收入人群手里,更能迅速地拉动国内消费市场。

第四,“给每人发1000元”与通货膨胀是特殊关联。

有人担心“给每人发1000元”会带来通胀。其实,如果这笔钱不是央行新发钞票来解决,没有引起货币总量的变化,引发通胀的压力就很小;只要通胀的水平被维持在正常且足以刺激经济的情况下,其对经济的影响就不是负面的。而且,有专家研判,“给每人发1000元”可能带来的通胀,是有利于穷人的通胀。可以说,为解决需求不足,可每人发1000元,而在治理通胀中,也应该是每人发1000元。因为这样做,要比硬性限定价格而扭曲市场信号好得多。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们认为,这笔钱由财政来出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大幅增长(图六)。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1649.3亿元,是1993年的7.28倍;2006年达39373.2亿元,同比增长24.4%;2007年达51321.78亿元,同比增长32.4%;2008年预计超过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左右。

如果每人发1000元,共需发放约1.3万亿元,仅占2008年财政收入的1/5左右。同时,这1.3万亿元相比国家4万亿元、地方政府近30万亿元投资计划,无疑也是很小的。

第五,直接“给每人发1000元”,让国民自己决定如何花费,对刺激消费的效果更好,也更受欢迎。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劝诫“分生不分熟”,意思是说应该把生食品分给大家,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蒸、炒、煎、炸,这要比把食品煮熟了分给大家更受欢迎。这就是说,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

有关专家指出,公共产品过多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同时,直接发钱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消费者选择救哪些行业、救那些企业,这样更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第六,直接“给每人发1000元”,由此刺激及时消费,长远看还可以撬动信用经济,形成良性循环。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美国人把信用无限扩大,造成次贷危机,这不对。而我国老百姓的经济信用几乎没用起来,这也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格格不入。

仅从以上六方面观之,着眼刺激消费保增长,立足直接、有力、简单、有效,“给每人发1000元”显然具有突出的经济学意义。

目前我国贫富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两极分化倾向十分明显。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看,“给每人发1000元”这一方式是——

缩小贫富差距、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如果从更宏观的视野观察,“给每人发1000元”的重大意义远不止于经济意义。

我们再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看,这样的方式无疑有利于缩小相对贫富差距,体现人人平等,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国家统计局2008年12月18日发布的报告称,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由2000年的0.412扩大到0.458。此前民间的说法多是,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8。尽管各方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但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的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看出,目前我国贫富收入差距较大,两极分化的倾向较为严重。

而在国际上,除布什政府“充满戏剧性与转折”的8年,美国基尼系数由2001年的0.408增长到2008年的0.469外,许多发达国家基尼系数都在相对合理范围内,如英国为0.36、法国为0.327、日本为0.249。

按照一般的社会财富分布规律,往往20%的人口占有80%以上的社会财富。我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贫富的差别只会更大。同时,由于分配以及权力、资源等要素失衡,导致财富不断向某些群体倾斜。

从均衡管理学的角度讲,主观性分配失衡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对国民经济发展也影响至深。可以说,解决分配失衡问题已经成为破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

而“给每人发1000元”的思路,正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首先,“给每人发1000元”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收入调节,缩小相对贫富差距。

试想,甲月收入1000元,乙月收入10000元,两者的比例是1:10,如果同时给两人各增加1000元,甲有了2000元,乙有了11000元,二者的比例就成了1:5.5。

显然,尽管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的绝对财富差距没有缩小,但二者的相对贫富差距,尤其在购买力的差距上则是大大缩小了。亦即同样数量的钱对于穷人的边际效应远大于富人。

关于“给每人发1000元”的深度思考

其次,“给每人发1000元”体现了社会公平。

有人可能会说,全国每人都发1000元,富人穷人都发,富人搭了“便车”。其实,作为一种收入的调节方式,这不同于以往的“大锅饭”。因为,从财政组织收入的主体税收而言,富人多承担,而从分配而言,大家都一样,这就体现了公平。

从理论上讲,比较理性的社会政策也应当是不加区分地对待每个人,而不是特别地追求让社会中某一个群体单独受益。

我们知道,中国国情的一大特点是发展不平衡,东西南北、城乡工农之间差距巨大。仅以弱势群体的确定来看,就无法划出一根合理的杠杠。特别是,凡是有行政审批的地方,就成为诞生腐败的土壤。为了避免上千万人甚至上亿人的收入核准和审批的巨大麻烦,不分贫富每人发1000元则更好,通过消费边际效应递减的办法,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

第三,“给每人发1000元”可以惠及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特别是对破解我国“三农”难题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有9.49亿农民人口(按户籍管理计算),2007年平均年收入为4140元,而一般的农民家庭平均有4口人,一个家庭年均收入为1.656万元。如果一个农业家庭可以得到4000元,那么将占到他们年收入的24.2%。

另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08年中国的“绝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6元,“相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6-1067元。而截至2007年底,人均年收入低于1067元的农村人口共有4320万人。显然,4000元对这些家庭来说,更是举足轻重,许多家庭借此可以直接脱贫。

第四,直接“给每人发1000元”比减税等方式更公平、公正,且立竿见影。

有关专家指出,减税当然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减税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消费,也不能直接平衡贫富差距。

一方面,目前我国个税只占总税收的6%,而且实行新的个税起征点后,全国大约只有30%的人需缴个税,个税的调节功能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我国内地大部分税收来自消费和流通环节。这些环节的减税固然能对企业起到“放水养鱼”的作用,但减税部分能否直接转变为物价下降和工资上涨,在当今消费者普遍弱势和劳工相对于资本普遍弱势的情况下,情形并不乐观。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等国家为刺激消费不是常采取减税措施吗?要知道,由于税制和税基不同,美国退税可以保证大部分国民公平地得到现金收入,而中国退税则只能使大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增加收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给每人发1000元”无疑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可以认为,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像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那样向百姓派发“红包”,则说明我国社会利益分配改革的历史出现了“拐点”,向现代、发达、文明的社会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从“取富于民”到“藏富于民”,是一种历史进步;从“藏富于民”再到“还富于民”,更是一种现代进步。“给每人发1000元”可以彰显“还富于民”的民本思想,增强人民凝聚力。因此——

“还富于民”的

民主建言值得高度重视

除却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我们认为,“给每人发1000元”还可彰显“还富于民”的民本思想,增强人民凝聚力。

我们知道,近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尴尬的事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GDP增长11.4%,财政收入达51321.78亿元,同比增长32.4%,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5.4%。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9.5%。

显然,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过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速度又要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广大百姓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受益者的过程中效果不够直接明显。

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专家指出,“取富于民”是过去式,“藏富于民”乃现在式,“还富于民”为将来式。丰裕社会,都应该走过这样的财税“三步曲”。

可以说,从“取富于民”到“藏富于民”,是一种历史进步;从“藏富于民”再到“还富于民”,更是一种现代进步。

要知道,政府是为国民而设立的,它不过是代为百姓打理管理公共事务而已。从国家伦理角度讲,经济发展的成果理应让公众分享。这体现了社会公正,体现了国家正义。无论是国企利润、税收收入还是其他调控性收入,在《宪法》“国家财产和收入全民所有”的定性下,都理应由全国人民共同分享。

特别是,财政盈余更高效地回馈国民,更大幅度地增进国民福祉,既是财政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也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政效率的最佳标尺。

值得欣喜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再次强调要“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指出:“建设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使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改革和发展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温总理还表示,“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因此,我们认为,“给每人发1000元”并非权宜之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正视这一看似普通、实则意义重大的民主建言,通过制度建构来缩小收入差距,消除贫富差距,彰显“还富于民”的民本思想,积极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已是时不我待。如果我们还停留于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等漂亮数据的喜悦之中,而看不到数据背后隐藏的问题,长此下去,就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给每人发1000元”民主建言大讨论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必须要快一点。

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其核心内容就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一点,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要抓住机遇。

从人口学角度看,当前中国也必须争取机会快速发展经济。中国国情的最大特点是人口多,目前每年要安排2000多万人就业,更为突出的是每年有596万人进入老年行列,到2020年,我国将有老龄人口2.34亿人,届时老龄人口将占总人数的17%,也就是说,每5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趁着年轻大干快上是中国最科学合理和负责任的战略选择,白发浪潮迫使我们必须要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

我们还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完全具备经济发展更快一点的条件。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预计2008年我国GDP达28万亿元,财政收入突破6万亿元,我们还有20万亿元的居民储蓄余额、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粮食生产前所未有地连续5年获得丰收。同时,我们有9.5亿适龄劳动力人口、13.75亿人口的内需市场、2.55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世界金融动荡导致国际石油价格、矿产品价格、基础原材料价格深度回落。这些基础条件都给中国快速发展带来了机会。我们不应惧怕一般的通货膨胀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作为《证券日报》,深入探讨“给每人发1000元”这项民主建言,还有利于实现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将对资本市场基本面构成有力的支撑。而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又会反过来支持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

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多角度分析,我们认为,“给每人发1000元”这项一举多得的民主建言,值得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当然,给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的主张不是教条的。如果说每人发1000元不行,那么每人发500元可以吗?300元也可以啊!同时,是发钱,还是发购物券,这也是可以探讨的问题。还有,通过什么程序启动给每人发钱的动议,这也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但不论怎么样,给中国国民所有的人发钱,这是一个正确的取向。

“盼望每人1000元早一点真正发下来,让消费这驾马车奔跑起来,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的列车滚滚向前!……”广大读者的积极反响和《证券日报》民主建言大讨论的阵阵呼声,必将在历史上留下光彩的印迹。

作者简介

谢镇江,中共党员,现任证券日报社社长、高级编辑。1978年起从事新闻出版业,曾经先后5次荣获中国新闻奖,200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财经、产经新闻报道,是中国建材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建材工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张亮,中共党员,现任证券日报社编委。1986年起从事产经、财经报道,多篇作品获中国产业新闻、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直属报刊优秀作品一、二、三等奖,曾担任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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